全世界都对新冠疫苗翘首以盼,你知道疫苗在

年，医院保健科医务人员正在给儿童接种麻疹疫苗。

王宝琴摄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经济、便捷的方式，从呱呱坠地起，几乎人人都要接种疫苗。

截至年，中国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接种疫苗，中国消灭了天花，通过了脊灰的考验，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有效控制了麻疹、白喉、百日咳、乙脑等传染病。

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回首中国防疫史，新中国真正实现了战胜传染病的奇迹，这绝非理所当然，它的背后，有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研发培育和以身试药的献身精神，有卫生防疫人员跋山涉水的艰辛困苦，更有新生的人民政府全民动员、消灭瘟神的气魄和壮举。

唯一被消灭的病毒

天花，是第一个被消灭的病毒，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人类彻底消灭的病毒。年，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痊愈，中国彻底消灭天花，比全球足足提前了16年。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疾病，传染性强，致死率高，感染天花的人即便幸存，也会留下一脸麻子。“这种传染病危害人类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有疑似天花留下的瘢痕。”研究新中国卫生防疫史的历史学博士肖爱树教授介绍，中国有关天花的记载，始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流行，同样令欧洲人谈之色变，17至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侵袭的痕迹，就意味着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

如此恶名昭著的天花病毒，最终向人类缴械投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发现了最早的疫苗——牛痘疫苗。中国古人在与天花的长期抗争中发现，天花幸存者可以终生不患天花。基于此，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其实质与今天的疫苗免疫原理相同，就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使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抗体。

中国人最早发明人痘接种术，但最终让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是牛痘疫苗。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给一个男孩接种牛痘，男孩产生了抵抗力。接种牛痘之所以比人痘安全，是因为牛痘病毒是人痘病毒的近亲，牛痘病毒感染人后产生的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

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中国。晚清时期，牛痘施种局已经不少。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洋痘”——国外的牛痘疫苗的经历。不过，中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非外来的牛痘苗，而是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坛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乐署成立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正是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战胜天花的功臣——“天坛株”。

“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可以自己生产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义务种痘。然而，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村地区，即便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痘也不接纳。据资料记载，年北京种痘者仅27人，年为人。哪怕是种痘更为普遍的年代，天津市每年种痘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而言，人数远远不够。

种痘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据统计，年1月至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人，死亡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0月12日，卫生部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应由出生后六个月内种痘一次，届满六足岁，十二足岁及十八岁时，应各复种一次，凡从未种痘者，或逾规定之年龄而未复种者，应各复种一次。”

出生后六个月种痘，是因为婴儿在出生六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六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为什么六年后要复种一次？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病毒学专家赵铠解释，“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痘后，在六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或者不得天花，随着年龄增长，所产生的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六年是他的保险期。连续三次接种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十八岁后就不接种了。”

轰轰烈烈的种痘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百废待兴，国家贫困，但为了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种痘一律免费，种痘所需要的人工、牛痘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

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各地积极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逐户逐院为群众种痘，到了年，全国累计完成牛痘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9%，大部分地区种痘率在90%以上。

年，北京市第一通用机械厂医务人员为了节省工人的时间，在现场为工人种牛痘

今天看来，90%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痘人员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痘人员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得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省气候炎热，防疫人员发明了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截，掏出里面的芯，然后把痘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去种痘。

最大的难题是由于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痘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痘是小孩的事，但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痘年，种痘与不种痘都要出天花”。今年87岁高龄的黄素娟，从年开始就在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工作，担任预防接种工作几十年的她，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一次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就觉得我没病干吗给我打针，挺晦气的，倒霉，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

正因如此，卫生宣教是种痘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痘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关于种痘的挂图、连环画。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及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

在浩荡的全民免费种痘运动之下，全国天花病例数大幅下降。年，全国有天花病例的省份减少到了13个，天花病例从年的4万多下降到了例。

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

就在天花被中国人民逐渐攻克时，另一个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暴发。年，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怪病，人突然瘫痪，人死亡，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变瘫了，变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年后，怪病又在广西南宁发生大流行，当时南宁正值暑天，家家户户却害怕得紧闭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这个怪病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

人一旦感染了脊灰，无法治愈，只能预防。这对彼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比应对天花更大的难题，因为中国尚不具备研制、生产脊灰疫苗的能力。

年至年，北京生研所的闻仲权分离出两株脊灰病毒，并试制出试验脊灰灭活疫苗。但是，试制的疫苗多久能够投产，没有人敢打包票，毕竟，一个全新、安全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平均需要10年。

年，顾方舟率队赴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制造，左起依次为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和蒋竞武。

考虑到全国脊灰流行的严峻形势，卫生部决定派人到苏联学习。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研所的闻仲权，成都生研所的蒋竞武，一同前往苏联考察、学习脊灰疫苗的制造。

恰好，一次国际性的脊灰疫苗学术会议正在莫斯科召开，顾方舟听到了两派人的激烈交锋：一派主张用死疫苗，因为安全，认为活疫苗刚刚发明，它的毒力可能返祖；另一派则主张活疫苗，因为死疫苗主要在血液产生免疫，活疫苗可以同时在血液和肠道内产生免疫，而且毒力返祖只是理论推测，当时还没有实例。

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没人能确定哪一种更好。顾方舟颇费了一番思量后，给卫生部写信说明情况，建议采用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卫生部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这条技术路线的选择，顾方舟算过一笔账，据他在《一生一事》一书中的口述，“死疫苗打一针就几十块钱，而且不是打一针，得打三针，过一段时间得补打第四针。我们中国有多少孩子，一年就有一千到两千万新生儿，光是这个经济账算下来，我们中国承担不起。咱们中国一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第二用死疫苗，你得组织生产，生产疫苗得多大规模……第三你得培训一支防疫的队伍，给孩子打针不是那么简单。”

路线既定，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北京生研所、成都生研所以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共同组成协作组，顾方舟牵头任组长，开始研究试生产。年初，万份脊灰减毒疫苗在北京试生产成功。

试生产的疫苗安全有效吗？顾方舟等人先自己试了，结果没问题，但还需要十名左右的孩子来做安全试验。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好是年出生，还不到1岁，作为组长的他主动提出，“我孩子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最后，整个协作组和北京生研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试验。

这个让孩子试药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有人不以为然，但《一生一事》的作者、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范瑞婷对此感慨不已：“我去年当了母亲后，越发觉得顾老他们当年的举动感人。让孩子去冒险，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太煎熬，不忍心。记得顾老说疫苗后的观察期要个把月，难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是怎么熬过去的。”

晚年的顾方舟和访问者范瑞婷

幸好，孩子们试喝后平平安安。第三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这次是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十几个城市，跟各地防疫站合作，让多万名适龄儿童服用疫苗、观察效果。让这么多孩子口服试生产的疫苗，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必须经过这个程序，国家才能批准疫苗大规模使用。最后结果出来，口服疫苗后一个月抗体阳转率可达80%-%，无明显临床反应，证明疫苗安全有效。

疫苗有了，但要满足全国孩子的需求，北京生研所的生产量远远不够，于是卫生部决定在昆明建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脊灰疫苗的研究生产。今天，昆明所已是中国最大的脊灰减毒疫苗研制生产基地，但它当年的起点——玉案山上的花红洞，却是距离昆明市几十公里的一片荒地。

选址在这里，一是因为生产脊灰疫苗需要大批猴子，云南的猴子多，比北京方便；二是备战备荒的年代，“云南很小心，市内的和近郊的土地不敢给”，“就怕打起仗来，这些地方用来备战备荒。”

位于玉案山花红洞的昆明所初建时期，职工自己修路

昆明所初建，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顾方舟带着这些科研人员，饿着肚子一边搞科研工作，一边干体力劳动，修路、建实验室、盖宿舍。人都吃不饱，还得给猴子盖猴舍，天天喂苹果、喂蔬菜。“山上电压不稳，没有冰库，毒种又需要冷藏，医院租冷库，需要时工作人员就趁着夜里温度低，走路下山把毒种背回山上”，时人回忆。

就这样，年，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昆明所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第二年春天，昆明所正式投产，一批批液体活疫苗被运到全国各地，中国孩子从此有了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

“四苗防六病”

不仅脊灰疫苗供应量逐渐增加，新中国成立后，更多疫苗实现量产。年中国生物制品六大所都有卡介苗专用实验室生产卡介苗。年中国成功研制麻疹活疫苗，随后开始在全国大批生产。

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麻疹组工作人员在制备麻疹活疫苗

随着疫苗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季节性、突击性的预防接种方式，尝试有计划按程序接种，“计划接种”大大降低了发病率。黄素娟说：“过去冬天闹麻疹，春天闹流脑，夏天闹乙脑，一年到头忙个不停，医院都住满了。按计划接种疫苗后，就看到发病率逐年明显下降，现在这些病已经很少见了。”

成果令人欣喜，北京疾控中心免疫所原所长、主任医师孙美平说：“中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当时是用4种疫苗预防6种传染病，包括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和麻疹疫苗。”

最早列入计划免疫的这4种疫苗，可谓中国疫苗行业的“四大王牌”，疫苗效果好，生产能力也能满足全国需求，所预防的传染病也是世卫组织重点要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控制的疾病。

免疫策略与疫苗程序并非一成不变。黄素娟举例说，北京最早接种脊灰疫苗时，规定8月龄孩子第一次接种，后来经过本地流行病学调查，发现2个月大的孩子就有感染脊灰的，“虽然2月龄孩子接种脊灰疫苗后阳转率不如8月龄高，但是能保护一个是一个呀”。据此，全国把首次接种脊灰疫苗的年龄调整为了2月龄，直至今天。

顾方舟一直挂念着一件事。他满心忧虑，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死活疫苗’两派没有明确的结论，考虑到国情我们采纳了活疫苗的技术路线。虽然事实证明，当时的决定是对的，中国也实现了无脊灰的目标。但他一直担忧这些自身免疫缺陷的孩子，开会时也向卫生部反映过，至少先打一针死疫苗，可是中国人口众多，一针涉及的资金、疫苗供应量也相当大，改变并不容易。”

如今，顾方舟的愿望终于实现，甚至比他预期的更好。“今年年初，中国再次调整脊灰疫苗的免疫程序，规定所有孩子第一、二剂都接种灭活疫苗，第三、四剂口服减毒活疫苗。这样就可以更大程度地避免‘与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麻痹病例’的发生。”孙美平说。

乙肝疫苗

孩子呱呱落地，24小时内就要接种两种疫苗——卡介苗和乙肝疫苗。伴随着新生命的啼哭，孩子的“人生第一针”往往是父母最耳熟能详的疫苗。但人们也许想不到，继“四大王牌”后被纳入计划免疫的第五种疫苗——乙肝疫苗的历史并不长，孩子们有机会接种它，仅仅是最近30多年的事。

曾经，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乙肝大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高达9.75%，全国大约有1.2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

要阻断乙肝流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疫苗。然而，乙肝病毒不能在实验室离体培养，无法用分离病毒、培育毒株、培养病毒继而制作疫苗的传统方法研制乙肝疫苗。这个难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乙肝表面抗原的发现才得以解决。

什么是乙肝表面抗原？为什么它可以解决乙肝疫苗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教授庄辉解释：“在乙肝病人的血液里有三种病毒颗粒，即大圆球状颗粒、管状颗粒和小球状颗粒。其中第一种是真正的乙肝病毒，有传染性和致病性，后两种只是乙肝病毒的外壳，即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原没有传染性，但可刺激产生保护性抗体，即乙肝表面抗体，有了乙肝表面抗体，一般就不会感染乙肝病毒。”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乙肝表面抗原研制乙肝疫苗。

年，中国新生儿用上了中国自主研制的乙肝血源疫苗。将新生儿作为重点接种对象，是因为母婴传播是乙肝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新生儿时期感染乙肝病毒，90%以上发展成慢性，但成人感染乙肝病毒仅约5%发展成慢性。

“七五”期间，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研制被列为国家生物技术攻关项目，两种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研制成功，遗憾的是都没有形成规模生产。为满足需求，年，北京生研所联合深圳康泰公司，与美国默克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以万美元从默克公司引进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工业化生产技术。

与中国当年手工作业的生产工艺相比，引进的全封闭式自动控制生产线大大提高了疫苗产量，每条生产线年产量可达万剂；生产出的疫苗效果也更优，对母婴传播的阻断率高达90%。

年，中国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年，乙肝疫苗完全免费。

、、年中国不同年龄组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

从收费到免费，乙肝防治效果显著，中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提早完成了世卫组织提出的目标。据统计，中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年的9.27%降至年的0.32%，下降了96.7%。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人数已由年的1.2亿例减少至年的万例。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继乙肝疫苗之后，中国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至此，14种疫苗预防15种传染病的儿童基础免疫布局基本形成。

事实证明，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免疫规划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人们切身感受到了疫苗的好处。从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拒绝，到如今期待新冠疫苗的诞生，人们对疫苗的态度改变了太多。

目前各国竞相研发的新冠疫苗，也正在增加公众对国产疫苗的信心。正如撰写了《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的江永红分析，在全球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中，中国的速度和成果史无前例，中国疫苗的整体水平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中国就有至少6个团队的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承担研发的灭活疫苗目前已经正式启动临床三期试验，各项进度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国产疫苗，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来源：整理自北京日报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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